大鵬導演、主演的電影《長安的荔枝》近日官宣，定檔今年暑期檔；同名劇版，由雷佳音主演，于去年拍完并發(fā)出了預告。

　　這部“爆款”作品的創(chuàng)造者，是一個在嚴肅和通俗文學界都游刃有余的作家——馬伯庸。他寫了20余部（冊）長篇小說，其他歷史、短篇、隨筆、散文及合著作品，也有十幾部，再加幾部編劇作品，其數(shù)量之廣、質(zhì)量之高，在當今文壇罕有其匹。

　　馬伯庸以歷史小說見長。早些年，有《風起隴西》《風起洛陽》《長安十二時辰》《古董局中局》等作品被影視化；后續(xù)除了即將播映的《長安的荔枝》，待播、待映作品還有《兩京十五日》《食南之徒》《大醫(yī)》《敦煌英雄》《幽陵道》《大明書商》等。

　　這部歷史小說講的是，貪吃的西漢使者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國，因探索美食，而無意中卷入南越宮廷的權(quán)斗之中。

　　這個看似苦心孤詣營造的小說，其靈感源自一個“大瓜”——他參觀南越王宮博物館時，偶然發(fā)現(xiàn)兩枚竹簡。竹簡記載的并非國家大事，只是兩棵壺棗的檔案。

　　極善“吃瓜”且固執(zhí)地想要厘清每一個“瓜”的來龍去脈的馬伯庸，當即決定深挖竹簡背后的故事，而后就闖入了南越王趙佗、唐蒙與枸醬的歷史世界，深感這段歷史幾乎就是完美的小說原型，遂有《食南之徒》的問世。

　　《食南之徒》之前的小說《大醫(yī)》，其靈感也是來自他一次意外的醫(yī)院參觀。當決定寫一部清末民初中國第一批紅十字會醫(yī)生在亂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時，他開始了漫長的搜索資料時期。

　　其間，他發(fā)現(xiàn)一張逮捕令，落款1938年，日文寫就，“罪人是兩名愛國人士，罪名是將盤尼西林（青霉素）賣給中國部隊”。

　　他斷定逮捕令是偽造的。因為在歐美國家，青霉素直到1943年才實現(xiàn)量產(chǎn)，當時的中國怎么可能有人私販青霉素？

　　但為什么偽造逮捕令，真正的青霉素歷史又是什么？他順藤摸瓜，一路追索，雖未就“中國與青霉素”專門成書，但他深挖出來的發(fā)在微博上的故事，讓網(wǎng)友直呼，這要是拍出來，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大片。

　　“我經(jīng)常會花一天的時間挖一個看似沒有關(guān)系的事?！瘪R伯庸曾在采訪中坦言他對“吃瓜”的偏愛。有時候能挖一些東西，進而敷演成小說；有時候可能并沒有后續(xù)動作，但“挖的過程很開心”。

　　其實早在馬伯庸創(chuàng)作他的開山之作《風起隴西》時，其“吃瓜”特質(zhì)就已經(jīng)彰顯出來了。深愛三國文化的馬伯庸，當時在新西蘭讀書，苦于畢業(yè)論文的折磨，遂寫小說抒懷。

　　三國是亞洲熱門IP，戰(zhàn)爭、言情、冒險、權(quán)謀、玄幻等各類改編，應有盡有，還能寫什么？當他將目光瞥向案頭的間諜小說大師弗·福賽斯時，“瓜味”來了——兩國持久交戰(zhàn)，就沒有間諜嗎？

　　殷商艦隊遠征美洲，秦國統(tǒng)一小篆戰(zhàn)爭，西漢大使覓食之旅，三國帝王秘史、諜戰(zhàn)風云及配角人生，唐朝長安面臨的恐襲和“荔枝”往事，明朝上層朱瞻基極速北上、底層絲絹案的復雜糾葛，民國醫(yī)生及新中國后延續(xù)五代的古董斗爭，在他筆下，一一鋪展，儼然就是一個馬伯庸式的腦洞歷史宇宙。

　　他在看知乎時，有人提問如果你給《刺客信條》（沙盤類電子游戲，執(zhí)行刺客任務）寫劇情，會將背景放在哪里？

　　馬伯庸當即想到盛唐長安。他信手寫了幾千字，越寫越興奮，還以美劇《24小時》的分集方式，強化孤膽英雄的快節(jié)奏劇情，于是《長安十二時辰》誕生了。

　　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（非虛構(gòu)歷史著作）源于飯桌上與朋友的閑聊；《長安的荔枝》又起源于在查大明基層資料時一個小吏的社畜悲劇人生，以及一條微博“楊貴妃要是沒死，逃到日本，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？”

　　他看電影、美劇、日劇，打游戲，逛網(wǎng)絡，讀嚴肅、類型文學，包括枯燥的論文專著亦有涉獵，到處行走，游覽四方，其眼耳鼻舌身意隨時處于“吃瓜”的狀態(tài)。

　　熱情“吃瓜”且愿意深挖，或鉤沉稽古，或馳思遐想，總之不辜負每一個“瓜”。若無這種“吃瓜”精神，恐怕也不會有那么多構(gòu)思奇絕的歷史小說了。

　　他的2024年書單，涵蓋歷史類新書《有為》《甲申前夜大晦日》《帝國的技藝》，田野調(diào)查性質(zhì)的社會學著作《大蕭條的孩子們》《蛋先生的學術(shù)生存》，傳記《威廉·馬歇爾傳》，史詩小說《生活與命運》，揭示故事奧秘的《寫作好故事的科學原理》，以及關(guān)注個體健康的《有問題的姿勢》等。

　　關(guān)心新的歷史講述方法和史觀史論，社會學、人類學帶來的思維訓練和知識擴充，嚴肅經(jīng)典小說應有的質(zhì)地質(zhì)感，故事講述方法與寫作技藝，以及個人身體健康。

　　這些無不說明，他真的熱愛寫作，并將其視為一生的志業(yè)。熱愛“吃瓜”只是開啟寫作的前置條件，關(guān)鍵是后續(xù)的訓練、精進以及日復一日地埋首書桌，才能促使他穩(wěn)定且牢靠地創(chuàng)造出一部部佳作。

　　早期的他也會熱衷于遐想帝王、戰(zhàn)場、朝堂、遠征、權(quán)謀，更接近英雄史觀；后期的他，則有意降低視角，開始親近底層大眾，甚至可以說是堅定不移地秉持人民史觀。

　　在發(fā)表《學霸必須死——徽州絲絹案始末》（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中的一篇）后，他沒想到很多網(wǎng)友竟會喜歡這類沒有戲劇故事的非虛構(gòu)歷史著作。

　　的確，廟堂之上的帝王將相，鮮少人情味兒，至少不貼近處江湖之遠的百姓。而這些百姓，往往被史書上“民不聊生”“民怨鼎沸”這類詞語所輕易概括，也輕易抹殺。

　　將被概括的做情景還原，將被抹殺的推上主角，將古代百姓的起居生活、喜樂憂懼一一浮現(xiàn)，這便是馬伯庸沉迷乃至堅定的人民史觀。

　　故而《太白金星有點煩》寫周旋于大業(yè)中的苦命打工神仙；《長安的荔枝》寫疲于奔命的長安小吏；《食南之徒》寫《史記》中寥寥數(shù)筆的官吏唐蒙。

　　早期他的著作會犯錯。比如三國背景的《風起隴西》中，竟出現(xiàn)了明代才引進的地瓜，漢中也被他寫成了黃土高原式的地貌。多年后，書再版，他才修訂了錯誤。

　　但這樣的錯誤，越到后期越少。因為好的歷史小說，如馬伯庸所說，是一塊夾心餅干：最上一層的歷史大事件，不可動搖；最下一層的風土人情、典章器物，不可改變，務必精細考據(jù)；唯獨中間一層的故事，方可虛構(gòu)。

　　像《長安十二時辰》中一個不起眼的金絲楠木簪，背后是馬伯庸對唐代女性裝飾繁雜且精細的考證；像《兩京十五日》里涉及的明朝史實細節(jié)，其來源皆有背書，馬伯庸在后記中提到包括不限于《李朝實錄》《病逸漫記》《明史》《宣宗實錄》《英宗實錄》《萬歷野獲編》《大明會典》《太常續(xù)考》《宛署雜記》《長沙府志》等十分細碎又詳實的文獻。

　　被譽為是他個人風格巔峰之作的《殷商瑪雅征服史》，出版于2007年，屬于早期作品。這部小說的語言長句居多，有史詩的韻律和頓挫感，敘事雄渾有力，頗有荷馬、維吉爾的況味。

　　到了中后期，則是短句居多，修飾性的詞句縮減，一個句子更注重其信息量而非文學性，節(jié)奏明快，更加通俗，容易為讀者理解。

　　同時，中后期的語言還有一個強烈的特質(zhì)——鏡頭化。如2020年出版的《兩京十五日》，開篇寫蟋蟀聲音、形象、動作，繼而從蟋蟀寫到船樓，從船樓寫到長江，接著，一個罩網(wǎng)扣住蟋蟀，原來是朱瞻基在抓蟋蟀，接著引入老宦官，通過對話點出故事背景和即將發(fā)生的事件。

　　像《霸王別姬》《肖申克的救贖》《教父》等，都是二流小說，影版卻是一流作品。反之，《紅樓夢》等傳世名著改編出來的電影，總是乏善可陳。

　　馬伯庸的歷史小說，談及其文學性，或許難以與余華、莫言、史鐵生等劃入嚴肅文學史的一流大家所比肩，但也絕非大冰、馮唐、唐家三少等讀者甚廣的通俗作家所能企及。他稱得上是二流中的“頂流”。

　　2018年，文學界創(chuàng)辦了一屆“匿名作家”比賽，遮去作家名字，只論作品高低，閻連科、雙雪濤、班宇等人都參加了。多數(shù)作家，其文字已經(jīng)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

　　當揭曉馬伯庸是該篇作者后，眾人大驚。原來他不是只會歷史惡搞、風格拼貼、大開腦洞，他也可以很嚴肅地，不輸于班宇、雙雪濤地去寫純文學，甚至到《長安的荔枝》，直接在嚴肅文學重鎮(zhèn)《收獲》首發(fā)。

　　從中能夠看出，馬伯庸的寫作是“文武昆亂不擋”。盡管全能，但他并沒有完全偏向嚴肅或通俗，而是在二者的交界領(lǐng)域，做自己的“頂流”。這是自我訓練的結(jié)果，更是一種有意的選擇。

　　語言風格，直接關(guān)系著小說的受眾多寡。他整體會追求簡快質(zhì)樸的敘述，但又不會刻意制造閱讀快感而自降品質(zhì)。

　　他心中有一桿秤，會平衡題材與語言的配比，比如《長安十二時辰》是緊張的反恐故事，語言則追求速度感；《兩京十五日》既要求速度又必須兼顧帝王身份，故而也保留了文字的厚重；《長安的荔枝》與盛唐背景密不可分，因此語言又帶著一種雍容。

　　以《古董局中局》為例，正式動筆前，他會試寫不同的風格，由團隊、策劃、編輯甚至不事文字的前臺工作人員提意見，多次嘗試碰撞后，再取得一個中間值：

　　以及，策劃團隊早在小說創(chuàng)作階段，便會預估影視改編的可能性。他們會與馬伯庸商量謀篇布局，小說的一些支線哪些可以埋起來，等到影視劇再拎出來，諸如此等。

　　“吃瓜”是當下的顯學。從麥琳熏雞式的生活綜藝到兒女情長的娛樂八卦，甚至世界政壇的風云變化，戰(zhàn)爭和平的種種預兆，無不說明，世界是一個巨大的“瓜”場。

　　“瓜”所具備的好奇感、窺私欲與心理滿足，與大眾息息相關(guān)。馬伯庸好奇漢獻帝是否有機會逆風翻盤，好奇一盒荔枝背后牽涉的錯綜復雜的關(guān)系，自有同樣好奇的讀者趨之若鶩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他的“書單”揭示了他是一個自我探索、訓練、進化以求得歷史的真實、細節(jié)的精當、故事的質(zhì)感的職業(yè)作家，從而使得自己的作品既有精英的、學術(shù)的品質(zhì)，又有通俗的、趣味的賣相。

　　嚴肅與通俗合為一體，密不可分，這或許就是他最神奇的平衡術(shù)，也是他能文學、影視雙開花的黃金雙锏。